白小刺的摄影博客

应domus中国编辑约稿，为我之前的六幅作品写了一段小稿

马儿和他关心的六件事

在上个世纪建政之前乃至更早的农耕时代，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前一句是物质生活，后一句是精神生活，两头都有追求。整个句子的核心是土地。没有土地，生活就缺少根基。租来的土地不能算，佃户的生活是已经被“收租院”一类的文艺作品定性为惨无天日的地狱。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建政之后的五十年代的口号，那时，土地改革将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执政者向民众描绘的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这句话经常在下访干部口中喷薄而出，在农村生产队的麦场上，在工厂车间的学习会上。在火红的年代里，这句顺口溜式的话语成为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朴素描绘，住的是带楼梯的房子，过的是电气化生活。在共产主义狂热成为集体精神生活的那个年代，个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微不足道。因为长期的物质匮乏，能吃饱穿暖竟成为生活追求的全部。

而现在，高品质的生活定义的外延进一步被拓展，房地产业对此最为热衷，欧陆风情，西班牙庄园，低碳社区，绿色生活……他们用大量虚无缥缈的词汇来定义生活，因为有商业资本的支持，这些泡沫文本强行占领城市的视觉空间，喋喋不休地鼓吹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高品质生活。这种荒诞真实后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土地依然是有关生活品质的核心内容，我这六张图片中有两幅在指向这个层面，拆迁和居住。这两者关系紧密，互为因果，因征地而推动的拆迁被认为是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二次土地革命，甚至有有法律人士指出：“土地储备制度已然沦为剥夺最广大城市、农村居民根本利益的制度性工具”。在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下，市民不得不承受高房价的恶果，在住房梦想上，从“二十亩地”的庄园式，倒退到“楼上楼下”的Townhouse式，再退守到目前的“蚁居”、“蜗居”状态。让人哭笑不得。六张图片中还有两张指向的是衣食住行中的“行”，迁移自由和交通堵塞。前者在暗指阻碍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后者是对汽车工业给城市交通带来的“肠梗塞”表示不满，政府对GDP的追求，给汽车工业大开绿灯，汽车消费成为房地产之外的另一根支撑GDP大楼的基桩，而城市设计依然停留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功能性规划思想上，这种规划思想已经被简·雅各布斯批判得体无完肤。规划与汽车消费的矛盾让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剩下的两张，一张是衣食住行之“食品安全”，“三聚氰胺”奶粉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最后一张是衣食住行之外的“选举权利”，图片的背景是台北市总统府门前的凯兰格达大道，台湾公民政治的露天舞台，马英九在这里与支持者信心喊话，施明德在这里搞红衫军“天下围攻”，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映衬出公民意识觉醒之后的大陆民众的政治空白。表面上，这个大道广场上充满着喧嚣与争吵，有时还有追逐与暴力，似乎与高品质生活无关，实际上却息息相关，它是失落已久的公民精神生活的秤底之砣，没有这个，我们追求的自由和文化，都会失去重量。

一个好的建筑摄影师，不光要拍建筑的空间，立面的肌理，建筑如何与环境共处，在不同的季节里又如何。考究一点的人，还要去拍摄竣工前后的对比图。

这真是一个耗时间的摄影门类，只拍摄建筑的日与夜，一种投机取巧。不过印象派的先贤莫奈先生画过晨光与晚霞中的睡莲。狗尾续貂，说的就是我。

 这是深圳南山残联大厦，建筑师余加的作品，我纳闷怎么一个残障人士的民间组织也能建设这么宏伟的建筑。

2007那年，我买了一辆摺叠自行车，原本是送给女朋友的儿童节礼物，后来被我征用成为游荡城市的交通工具。那时候，深圳景田路香梅路一带的人经常会看到一个骑着摺叠单车的人在街上飞驰，单车太小，与我的身材不成比例，看上去像一匹马在强奸一只鸭子。但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也看习惯了，他们看着我风一般地穿过街道，还看到我在写字楼下与穿着各种制服的保安争辩。保安们在那个夏天结成了统一联盟，集体歧视我那辆小单车，消耗了我不少口水。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地铁里的保安，因为级别不同，作为一个局级单位系统内的聘用保安，他们歧视自行车的态度比写字楼保安更为强烈，在他们的严密防守下，我无法将摺叠单车带入地铁，他们的潜意识里我就是那个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将摺叠单车拆卸之后，前叉成为方天画戟，齿轮成为忍者镖，辐条成为丧门针，以便危害公共安全。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保安面前，我自卑的发现，在这个城市里，骑单车的人是一群被忽略的人。

为了引起对我们的重视，我越发重度使用单车，去上班，去赴宴，去买菜，去健身，去看电影，去香港旅游……我的理论是，既然你们可以为汽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作为你们的消费者，也应该为我的单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至少在我活动的那个片区，我不再为我的单车的进入权利而费口舌。我甚至争取到了某种特权，在我骑车离开我上班的写字楼时，保安能为我抬起那条黄黑条纹的横杆，平时只有汽车出入时，它才升起来。

还是在2007年，我和我的朋友李程，朱磊，一起弄了一个“悦行城市”项目，因缘巧合，参加了当年的深圳双年展，因为有了经费的支持，我们弄来了200台单车，放在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用无线gprs管理网点，免费让公众使用，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城瞩目，这不吹牛，深圳市的所有平面媒体，还有一些全国媒体都报道了这个项目，有新闻，有评论，电视媒体也作专题片，广播电台作嘉宾访谈，风光意识无俩，在各种场合的采访中，我们都提出了一个口号，路权平等。

路权平等是李程先提出的，他是一个开车上班的人，家里有一辆天籁，一辆现代SUV，但所谓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开始为他人的权利开始思考。

有了媒体呱噪声音作掩护，为单车张目的行为开始变得更有效率，在一次与深圳地铁一领导的饭局中，我提到深圳地铁有些站不允许摺叠单车进站的事情，希望她能帮忙递话，她最后将这封加利亚的信送到了，我推着摺叠单车在地铁里已经通行无阻了。次年的三月，我们又通过深圳一家民主党派向政协递交了一份关于增加自行车道的提案。大家知道，我们的民主党派每年都要向政协递交提案，时间长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不提吧，有任务，提吧，怕像张晓梅一样被媒体批评。所以，有心向政府建言的人，赶紧去找你认识的民主党派或者人大代表，让他们代你呼喊，你发出了声音，他们完成了任务，两全其美。最近冯正虎在推特上号召访民们去找人大代表，利用现有的制度架构，也是这个原理。

据反映，上海，北京的地铁还是不让摺叠单车进入，我想，地铁加摺叠单车高效又环保，禁止摺叠单车入内，应该不是地铁公司的本意，只是他们懒，还没意识到要去更改制度来迎合新形势，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禁入的坏处，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唯一运营部门，他们的作风也像政府部门，懒惰迟钝，听不进各种声音，但要是持续地变着法地在他耳边敲锣，提醒他，劝说他，他还是会有所反应的，毕竟，他还没聋。摺叠单车入地铁，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管理上的难度，在全球低碳时代，还是一个挺不错的炒作话题，可以低成本地提高地铁公司的公众形象，何乐而不为呢。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写的，他说孙文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蒋经国生前的台湾，邓小平生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军政时期，之后就是训政时期，最后是宪政时期，就像美国和欧洲一样，大家都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字面上分析，所谓训政，就是训练政府，就像爹娘教育小孩一样，让桀骜不驯的政府变得慢慢听话。让他从军政政府时期的使用权力的随心所欲，慢慢变得知书达理，懂得听取民众的意见。

为弱势的单车发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影响地铁公司，最后还想影响政府部门，让城市设计部门，在考虑汽车的时候，也应该考虑一下单车，有机会想问一下许章润，这也是训政的形式之一吧。

现在我还骑着单车骑行在城市里，出了小摺叠车之外，我还买了一辆大的山地车，宝马牌的车架，宝马是强势人群的品牌，单车一组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更多是指汽车的钢铁骨架对应下的单车的血肉之躯），这两个符号的嫁接，会是什么效果呢，后续的行动可以搞几次critical mass。

以后会贴一些建筑的日与夜。 他们在不同的时段里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非常有兴趣去同一个地点按两次快门。

因工作关系，我有几个同事被邀请去南非观摩世界杯，他们很开心，能免费前往从未踏足的神秘大陆。出发之前，他们查阅了当地的气象信息，以便适应从夏季穿越到冬季的气温落差，也查阅了当地的景点资料，以便在导游安排的路线之外，能体验更多的风土人情。

我也在想，如果是我去南非，我更想看的是什么？

我最想踏足的三个地方有两个已经不可能去了，除非我能召唤哆啦埃蒙给我时光机器，一个是上世纪初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一个是上世纪末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台湾，这两个地方是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的十年在历史上的投影，但我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他们，无法再涉足体验。作为民主法制进程道路上的先行者，美国和台湾留给我们的是背影。第三个地方是南非，他正在以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以正面肖像照的形式，给我们展示从威权政府统治下摆脱之后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德克勒克的白人政府结束统治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南非的GDP以7.3年翻一番的速度迅速发展，1932-1972年的几十年间，因为有低人权状态的大量黑人劳工，外资汹涌进入南非，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增长，在民主化之前，南非1932年仅为4.66亿兰特，到1980年达592亿兰特，为南非经济成果贡献最大的产业是汽车业，宝马、奔驰、马自达在南非设立工厂，南非的城市建设也狂飙突进，在“有序的城市化”的名义下，搞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非的高速公路里程数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德国。因为可以强制没收黑人的土地，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城市建设也搞得很漂亮，埃比泥泽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在南非找到了非常合适的注脚。这一切都很熟悉吧，这似乎是中国的历史镜像，近三十年来，在低福利的进城农民工的贡献下，中国的GDP发展也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房地产业贡献了很大力量。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比南非更为激进，在南非，至少白人的土地是私有的，不能乱来。而在中国，因为土地公有，可以随意拆迁。在高效率的造城运动中，中国涌现了一批由联合国相关皮包机构挂牌的“花园城市”。我生活的城市深圳就是其中之一，前两年为了美化城市环境，搞过几次“清无运动”，就是拆除乱搭建的窝棚，赶走三无人员。

后来，被压榨了三四十年的南非黑人起来抗争了，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取消暂住证（是的，他们也有暂住证），减少工作时间，他们要求选举权。在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的1976年，还爆发了著名的索韦托起义，在精神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下，黑人抗争如星星之火，当局终于恼火了，把曼德拉抓起来了。关押到1989，德克勒克是那年的总统，他是个白人，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群体的领导人，和蒋经国，戈尔巴乔夫一样，他放弃了特权，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释放了曼德拉，解除了戒严。有了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南非种族和解历程开始启动，到现在，南非的黑人中产阶级已经达到270万，占总人口二十分之一。南非世界杯也得以举行。

我总觉得，南非的现状，就是中国马上要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农民工二代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沉默，他们起来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与福利，进入2010年以来，这种诉求直接变成各种抗争，富士康员工以自杀的方式，南海本田工厂员工以罢工的方式，都促成了资方的加薪。这很像南非民主化之后的工潮。但在用工成本增加之后，有些工厂选择了撤走，南非陷入高达30%的失业困境。而中国呢，什么时候，用工成本会达到促使资本撤走的临界点。

如果我去南非，除了开普敦的好望角，桌子山，约翰内斯堡的野鸭湖，狮子园等自然景观，还想去索韦托看看，看看全南非最大的购物中心，看看Hector Pieterson纪念馆，他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中被警察射杀，当他的尸体被愤怒而悲伤的游行者抱着，有记者拍摄到这个场景并发表出去之后，迅速燃起全球谴责南非种族主义的舆论火苗。另外去约翰内斯堡凋零的老城区逛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当新兴的城市中心山顿SANDTON取代了老城区的风光之后，它活力不续迅速凋敝，犯罪率有所抬头，我喜欢看逝去景物甚于风光无限的场所。作为城市更新的典型失意者，约堡老城区不得不去。

我曾去过很多个国外贫民区，马来西亚沙巴哥打京那鲁巴水屋区，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的棚屋，孟买最大的贫民区洗衣工厂……碰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很和善的，也许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都显得温和，在南非，他们的贫民区会显得更彪悍些，现在已经有中国记者在约堡被持枪抢劫的新闻了，在下午4点钟前去，应该没事吧，据说当地的黑帮认为，只有四点半之后警察下班了，城镇才由他们来管辖。一切都是意淫，如果只是去体验，现在飞南非的机票，对我来说还是太贵了。